中文 English

鍒戜簨鐘姜
 

     鍒戜簨鐘姜
 
個案分析:強奸案被告到底有沒有罪?

個案分析:強奸案被告到底有沒有罪?

新聞背景:江蘇“最高抗訴”監督審判

      最近,江蘇司法界對一樁“強奸嫌犯無罪釋放”的終審判決給予了極大關注。雖然此案發生在偏遠農村,犯罪嫌疑人極其普通,但他的命運卻牽動了省、市、縣三級公、檢、法的神經,并有可能啟動中國最高的審判監督程序而載入史冊。前天,有關此案的一個新的進程使本已漸趨平靜的水面又投下了一枚石子———可能啟動最高審判監督程序。 

      1997年11月25日,一個寒冷的雨夜,19歲的少女肖蘭(化名)下夜班騎車途經南京市溧水縣永陽鎮五里橋時,突遭色魔襲擊。色魔將其拖至橋下河灘邊扒光衣服實施摧殘。進行了非正常性侵犯后色魔逃離現場。趕來接肖蘭的同村好友聽到呻吟聲發現了慘遭摧殘、癱倒河灘的肖蘭。肖蘭的父母趕來后,即將身體已經發冷的女兒抱回家中,后送往醫院搶救無效死亡。由于案發時值凌晨,警方未能找到目擊證人,但對現場遺留的足印進行了取證。 

      2000年3月4日下午2時許,一王姓中年男人因采用將痰吐到他人身上的方式趁機猥褻小女孩,被溧水縣公安局抓獲。經過反復細致的足紋比對,警方認定,這名涉案嫌疑人那晚去過“11·25”案發現場。兩天后,王某向警方供認了他那晚作惡的犯罪經過。對自己的犯罪行為,王在交代過程中,連民警都記不清被害少女內褲襠部被扯斷的細節,都描繪得真真切切。面對這名涉嫌重罪的嫌疑人,為了慎重起見,警方要求檢察院提前介入審查。然而,令人意外的是,2001年8月13日,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依法判決被告王某無罪。 

      記者在“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00)寧刑初字第111號”文中看到,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王某深夜攔路強奸,致人死亡,情節惡劣,后果嚴重,其行為觸犯了相關法條,構成強奸罪。被告人王某在庭審中辯稱,沒有強奸被害人。法院審理認為,公訴機關在庭審時舉證的證人證言及有關書證等諸證據之間缺乏法律規定的關系性,未能相互印證,亦不能證明該犯罪的過程及犯罪的手段、情節,由此江蘇省南京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王某犯強奸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兩年時間轉眼平靜地過去了。然而,今年2月4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向媒體公布了該案的二審判決結果,由于缺乏足夠的證據,二審法院維持了一審法院的判決,嫌疑人王某被判無罪。 

      2月10日,溧水警方有關負責人致電本報稱,他們將公布有關此案中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當年負責審理此案的溧水縣公安局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對此案的判決是持有不同看法的,之所以提出來,是希望大家就此案中的一些法律認識來共同探討。 

      記者從溧水有關方面獲悉,江蘇檢方就溧水強奸未遂案已準備向最高檢提出申請,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目前,檢方已著手準備向最高檢提出申請,啟動審判監督程序,還當事人一個公道。據悉,就一樁普通刑事案件向最高檢方面啟動審判監督程序,這在江蘇司法史還不多見。 


從“疑罪從無”爭議到“最高抗訴” 

      ■議題一:何為“最高抗訴”?最高抗訴有何限制條件?本案是否符合最高抗訴的條件? 

      主持人:本期研討由一次強奸未遂案開始,由于證據不足法院認定被告無罪。作為審判監督程序,這也是目前媒體上所熱炒的對此案將要提起的最高抗訴尚存爭議。那 
么,什么是最高抗訴?本案是否符合最高抗訴的條件? 

      邱寶昌:抗訴是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已經生效的判決進行抗訴,依法向法院提出重新審理的訴訟活動。最高抗訴不是一個法律的術語,按照我的理解,媒體把它作為最高抗訴,可能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提起的抗訴。最高人民檢察院按照刑事訴訟法,對各級法院已經發生效力的判決認為“確有問題”的依法提出對案件重新審理的要求??顧呤鞘謨樅嗣竇觳煸捍砉倚惺狗山錐蔚娜?,在我國抗訴的權利有兩種,按照上訴程序提出的抗訴和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的抗訴。 

      謝安平:判決它具有穩定性,有權威性,還有強制性,那么一旦啟動了抗訴程序,它可能又會侵犯判決的強制性、穩定性和權威性,這是對司法的另外一種沖擊,所以各個國家都對審判監督程序中的抗訴救濟手段設置了各種障礙,尤其是設置了非常嚴格的條件。在我們國家也有設置的條件,必須是發現已經生效的裁判確有錯誤,包括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才能提出。本案抗訴是否符合抗訴的條件?因為本案證據沒有辦法審查就沒有辦法回答。 

      徐鶴南:抗訴在我們國家是作為人民檢察院法律監督的一個手段,也是一個很有力的手段。在刑事手段里面檢察機關的抗訴有兩種類型,這兩種抗訴分別是針對不同的判決的,一種是針對一審法院做出沒有法律效力的判決,檢察機關認為有錯誤可以提出抗訴;還有一種就是大家所說的最高檢察院對于法院已經發生效力的判決,發現有錯誤可以向同級法院提出抗訴。這兩種抗訴因為程序不一樣,分別叫做二審抗訴和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本案所說的最高抗訴就是后者,嚴格說就是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之所以叫做最高抗訴,可能是這個案子里面有兩種含義,一種就是審判監督的抗訴,因為它的范圍和效力要比二審抗訴更強一點,所以叫做最高抗訴,這是民間的看法;第二種大概指這個案件的程序現在已經推到有可能啟動最高檢察院抗訴這么一個階段,所以叫做最高抗訴,但是嚴格來講沒有最高抗訴這個詞,所以還是一個審判監督抗訴的問題。 

      關于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我們國家的刑事訴訟法做了非常嚴格的限定,從理論上我認為有三種情況,一個就是發現法院判決事實方面有錯誤;第二就是適用法律方面有錯誤;第三就是審判人員在案件的辦理過程中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行為提出抗訴。本案應當講,我們國家的法律沒有向西方國家法律那樣限制你抗訴是做有利被告還是不利于被告,我們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來要求檢察機關抗訴,所以從法律規定來看,這個案件如果是檢察機關認為必須提起抗訴的話,應當是符合法律規定的。 

      ■議題二:本案中法院為何判被告無罪?此判決是否突破現有法律?本案被告有口供卻為何沒定罪?“有罪辯護”為何判無罪? 
 
      主持人:本案兩審法院都判定被告是無罪的,從案件的口供情況來看,就是被告在最開始做出有罪的供述之后,為什么到法院審判階段還是認定他無罪?這種判決符不符合國家的法律規定?是否有一些突破法律的地方? 

      李哲:首先法院為什么判被告人無罪,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涉及國家刑事訴訟中的定案標準,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要想判定被告人有罪,必須是事實清楚這個標準,法院判定證據不足,事實不清這種判決是符合法律規定的,沒有突破法律的地方。其次,我比較感興趣的就是本案有口供為什么不能有罪?這就涉及被告人庭前供述能不能拿過來作為定案根據,這是比較敏感的問題。首先談一談口供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或者是認定事實方面究竟有什么作用?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案件當中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的口供沒有其他人的口供也不能定罪量刑,必須是證據確實充分的基礎上,也就是質和量兩方面的要求,既要求每一個證據是真實的,而且要求這些證據能夠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根據這個證據鏈條得出的結論是唯一的,才能對被告人定罪量刑。被告人在庭審之前做出六次有罪供述能不能作為定案根據,在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找到依據能夠定罪。本案被告人在法庭上并沒有供認有罪,所以不能用被告人在審判前做的有罪認定而確定有罪。所以一般庭前的供述不采納,如果采納就影響被告人的辯護形式;排除被告人的庭前供述,可能強化庭審過程,防止庭前刑訊逼供。 

      徐鶴南:有口供不一定能定罪,這說明我們現代刑事訴訟法律有一個原則,就是說口供也好,證據也好,它僅僅就是證據的一種,有一個口供不是定罪的結果。封建社會口供就是證據之王,只要認就判;現在訴訟是證據裁判主義,所以僅有一個口供不能夠直接就決定訴訟的結果。本案來看,問題不在于他有口供沒定罪,而在于犯罪嫌疑人他事先有口供,到庭上以后他翻供了,在翻供的情況下怎么認定現有的證據,是這樣一個問題。從法院的操作來看,根據給的信息我覺得法院可能是認為在被告人翻供的情況下,現有的其他證據不能夠得出具有排他性這么一個結論,所謂形不成一個鏈條,所以它做出一個判決,而且它引用的是指控罪名不能成立這么一個無罪判決,這個法律根據也是確實的,所以應當說從程序上來看,不存在突破法律的問題。 

      時延安:談到被告人口供的問題,當然在偵查階段,包括起訴階段,做出了一個有罪的供述,到了庭審翻供,進行無罪的辯解,這應該怎么看?是不是說以前的口供不能用?據我所掌握的司法實踐來看,以前有口供,那么后來翻供在大多數案件是能夠用的。就本案為什么沒有這么用,我想可能就是含有大量的疑點在里面,不能排除被告人沒有犯罪的可能,換句話說就是不能排除其他人犯罪的可能。 

      劉文元: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很清楚,對一切案件的判決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述,只有被告人口述沒有其他證據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如果有證據證明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我覺得這兩審判決還是有法律依據的,證據不足就按照無罪判決。我覺得南京中級法院、南京省高級法院敢于頂著這種風險,沖破種種壓力做出無罪判決這種做法值得贊揚。 

      謝安平:本案的焦點就在嫌疑人的口供,口供能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在我國法律中已經引起很大的爭議。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被告人的口供而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犯罪,不能說口供不能作為證據,口供能夠作為證據,關鍵是口供的真實性要進行審查,這是我國法律的一個非常大的漏洞。我們國家違法得到的口供不得作為證據,違法怎么證明的問題,按照司法解釋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由誰來提出證明的責任,問題的焦點就在這,導致司法混亂,法院說我是無罪判決,檢察機關說這是行使國家審判監督最好的例子。

    ■議題三:本案的關鍵證據是什么?警方提取的足跡為何法院不認可? 

      主持人:警方所提取足跡的鑒定,最后也沒有被法院認可,究竟在這個案件當中取得哪些證據才能夠足以讓法院認定被告人是有罪的? 

      徐鶴南:我覺得這涉及一個證據觀念的轉變問題,我們通常的司法實踐里面習慣于所謂證據確鑿充分,就是說我們認為這個案子一定要到毫無疑問的情況下才能定罪,從這種情況來看在現在的法制觀念里面顯得有一些僵化或者是顯得有一些不切實,我覺得現在應當提倡一種科學的證據觀,或者是說尊重證據裁判主義,這是一項證據原則。本案如果我們把目光就盯到被告人身上,說他從前講了,后面不講,做的事他不承認誰能知道就會走到絕路上,如果科學一點看證據的話,案子里面有科學價值比較高的證據,比如說足跡,足跡它的客觀性要高于言詞證據,它至少能夠證明一個環節,就是這個被告人到過現場,還有就是被告人所供述的那些涉及被害人被毀壞的衣物,還有像傷情這樣很小的情節離全部案情很遠,但是它的科學性不能忽視,很多案件恰恰是通過這樣的信息來支持我們形成新證。所以我覺得從整個情況來看,看不出法院對足?;褂猩飼櫚募?,法院是通過什么樣的認識來否定它的,我覺得應當采取一種更科學的態度來認真對待這些間接證據。 

      李哲:這個足跡只能證明你到過,只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本案的證據也不是很充分,至少有兩個證據可以取得,第一是被害人身上有不太明顯的牙印,是否能夠鑒定和被告人的牙印吻合,科學技術加強能不能夠做到就是很有利的證據,這一點很重要;第二就是被告人的庭前供述能夠作證,如果被告人庭前沒有任何刑訊逼供供述就應該是證據。 

      謝安平:如果我是本案的法官,如果你追訴方能夠證明口供是真實的,那么本案很顯然已經形成一個證據鏈,那么應該判有罪,但是正因為本案中追訴方不能證明它的口供的正確性,所以本案還是口供,細節驚人相似就有一個問題?驚人相似是不是你引誘出來的,不能排除合理的懷疑。本案還有一個重大的缺陷,說明我們刑事偵查技術存在一定的不足,很顯然被害人乳房旁邊10厘米處出血以及不明顯的牙印,牙印如果有咬的話一定會留下一定的唾液,如果當時提取的話找到被告人就很明顯了,可以用DNA鑒定,所以警察取證、刑事偵查技術要提高,如果當時警察注意到這個方面,很顯然這個案件現在就不是這個情況了。 

      ■議題四:如果抗訴,本案的爭議焦點有哪些?抗訴前景如何? 

      主持人:如果抗訴本案焦點是什么?另外抗訴的前景如何大家預測一下。 

      時延安:這個案件的關鍵就是如何看待被告人供述的問題,我想一審、二審判決還是存在一定的問題。我覺得目前來看抗訴最高人民法院也會受理,如果沒有新的證據,也可能找不到新的證據維持原判很有可能。 

      李哲:我覺得爭論的焦點,被害人受到侵害的事實已經明確,被告人足跡有鑒定到過現場就是真實的,關鍵就是到現場干沒干這事,就是被告和被害人受到傷害有沒有關聯性,因為這個時間很長了,所以我感覺到抗訴沒有什么新的東西可以證明,還是原來的事在重復。 

      邱寶昌:我對抗訴不持樂觀態度,因為要認定被告是否有罪,從材料中反映有可能:第一,大家反復強調口供的真實性,僅僅一個口供也不行,不能作為定案依據;還有對受害人傷害的描述問題,這幾點不能認證他完全犯罪,第一口供的真實性;另外檢察院不能提前介入,因為刑事訴訟法對公檢法是互相分工合作,提前介入是不對的。我認為這里面的口供是否真實的問題,檢察院和公安一起審理,不是不相信檢察院的人員素質問題,是不是你們辦不了案有惡意串通,我們可以懷疑,不該你們做就不要做,不講實體,就這一點提起抗訴就不當,就不應該涉及審判程序里面。 

      徐鶴南:抗訴行為和其他的訴訟行為是一樣的,它的價值是多元的,就一個案件的辦理來說,其實就是一個訴訟認識的過程,這種訴訟認識是對一種已經發生過的事情進行回溯性的證明,這種證明在訴訟程序里面設置了很多的機制,包括對抗,控辯雙方的對抗,也包括一些信息,抗訴本身可能在實現真實或者是說正確的認定事實這個方面還是有價值的??顧弒舊砭圖觳旎乩純?,因為他對這個案子一開始就重視,提前介入,而且經過兩級人民法院審判還是非常關注,提起抗訴,抗訴畢竟是刑事訴訟法形式當中的一個表現,所以我覺得還是值得進一步的關注。至于最后的判決結果怎么樣,現在的訴訟還是要確認對法院審判的信念,所以最后審判還是由審判機關認定。 

      ■議題五:本案引發的社會思考 

      主持人:本案發生應該快到七年了,很多人對這個案情都非常關注,這期案情討論以后還會繼續看今后將如何發展。大家對這個議題引發的思考是什么? 

      謝安平:制度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包括法律制度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雖然對口供的運用規則和口供的合法性都做了明確的規定,就是非法取得的口供以及證人證言及被害人陳述等等,像人詞證據一律排除,但是這個制度出來以后,任何一種制度都要有輔助其他的制度來配套,來使它變得實際可行,應該盡快完善我國口供的審查以及人詞口供的審查規則。 

      邱寶昌:今天我們探討最高抗訴它的意義不在于這個案子本身,由此引發的就是訴訟理念的問題,包括證據是否確實充分,最大限度保障無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當然這種制度的行使有可能放縱了一些罪犯,但是制度上來講我們應該按照我們國家的刑事訴訟法,應當做到疑罪從無。所以這個案子本身的意義探討不在于個人,而在于怎樣最大限度保障公民的生命權。 

      李哲:有這樣幾點,一個是從偵查來講最高偵查手段,比如說牙印當時就應該直取的;第二就是對于審前程序完善的問題,如果追訴的時候有全程錄像的制度,或者是從看守所提嫌疑人或者是送嫌疑人都要有錄像,或者是有律師在場,這兩點有一點就可以了;第三就是被告人庭前供述能用不能用,我們國家沒有這個說法,如果庭審前就能解決刑訊逼供的問題,被告人庭前供述畢竟也是證據,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所以應當允許公訴機關在法庭上提出被告人的庭前供述,庭前供述和庭審供述不一致,應當優先采信庭審供述,給被告人庭審供述有一個準入的資格,應當在法官面前有一個判斷;第四就是疑事不再理的問題,對于無罪判決應不應當提起抗訴。我覺得我們國家完全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起訴是不利的,但是要嚴格限制,只有有新證據的時候才對被告人提起抗訴,所以審判監督中最高人民檢察院提起抗訴應當是慎重的,或者是有利于?;け桓嬡說?。 

      徐鶴南:通過這個案子有兩個信息,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的司法工作它越來越公開化,越來越民主,越透明化了。這樣一個案子引發這樣的討論,特別是司法機關主動來公開這樣的案情,讓大家來討論,這可能表明了一種趨勢,就是社會的民主化程度確實是影響到了我們司法的民主的性格,這是一個信息。第二我們看到刑事訴訟里面懲罰犯罪和保證人權這么兩個目的,這兩個價值目標它的沖突通過一個案子表現得是比較清楚的,特別是在現代社會,這樣兩種價值怎么樣去平衡,通過檢察機關和法院之間這么認真對待這么一個案子,我們確實看到國家在對人的價值,對司法公正的思考確實是深化了。 

      時延安:我就談一下疑罪從無的問題,關于法律疑罪和事實疑罪的問題,可能放縱罪犯,但是更大的益處就是防止錯案的發生,對于當事人本人來說,也就是被告人來說,或者是嫌疑人來說可能是人身權利被剝奪,乃至剝奪了生命。公眾可能產生懷疑,這種情況下怎么保證人身權利不受侵害,不受別人的侵害,不受政府的侵害。那么我們說疑罪從無原則雖然是放縱罪犯,造成不穩定的因素,但是維護了法律的公正性、權威性,所以目前來說這個原則非常重要。 

      劉文元:從這個案件來看,由于證據不足宣告無罪,很可能放縱一個罪犯,但是?;さ氖俏頤槍業乃痙ㄖ貧?。

友情鏈接
最高人民法院    中國法院網    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    中國律師網    秒速飞艇官方开奖直播记录   


© 2007 北京市博融律師事務所  京ICP備05055771號
地址:中國北京市朝陽區東大橋路8號尚都國際中心1009 郵編:100020
電話:+86-10-5870 0761/62   傳真:+86-10-5870 0765
//www.xcyiij.com.cn   //www.BRAttorneys.com